对话龙小宁教授：经济分析报告在知识产权案件中有何作用？
在全球化和信息化快速发展的今天，知识产权已成为企业和国家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知识产权保护不仅关系到创新成果的合法权益，还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具有深远影响。然而，随着知识产权案件的复杂性和数量的增加，传统的法律分析方法已难以全面应对日益多样化的案件需求。
在这种背景下，经济分析方法作为一种严谨的定量化研究工具，逐渐在知识产权案件中展现出其独特的优势和重要性。在这种方法基础上出具的经济分析报告通过对知识产权的侵权成本、潜在收益、市场经济价值和社会福利影响等进行系统评估，能够为法庭提供科学、客观的决策依据，从而提高案件审理的公正性和效率。如近年来我国司法领域在“1.59亿元香兰素案件”、“1.6亿元格力奥克斯案件”等的判赔中，都引用了经济学家出具的分析报告作为判赔额度的重要参考。
基于此，《知产财经》特邀请厦门大学知识产权研究院教授、博导，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龙小宁做客“知产财经”直播间，为读者分享经济分析报告的专业价值、在知识产权案件审理中的作用以及在全球知识产权案件中的使用情况等重磅话题。
Q1 知产财经：很高兴能够邀请到龙小宁教授为我们做分享，想请教您，经济分析报告在知识产权案件中能起到什么作用？
龙小宁：谢谢《知产财经》的邀请，非常高兴有机会分享我的粗浅认识，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首先说说什么是经济分析报告，以及经济学家在诉讼过程中能起到的作用。经济学家作为专家为法庭提供帮助，作用类似于技术调查官，会运用专业背景知识和分析能力，为法官及委托方（原告或被告）提供更多信息及分析结果，包括损害赔偿案件中赔偿数额的计算等。
经济学家在知识产权案件中能提供的价值净增值，核心是其经济分析能力，涵盖与企业、消费者相关的微观分析，以及与地区、国家、全球经济和国际贸易相关的宏观分析。在损害赔偿金额计算中，经济学家能指明需要考虑的因素、相关数据的经济理论分析方法，还能提供法律、行业、技术专家所欠缺的分析视角和工具，让赔偿金额的计算依据更充分、考虑更全面。
Q2 知产财经：是否可以认为，通过经济学家的报告得出的损害赔偿数额更加准确？法官、律师给出的数额区间范围是否会更大？
龙小宁：从统计学意义上来说，合理的赔偿金额可以有近九成的概率落在经济学家估算出的数额区间内。法官、律师给出的数额区间范围则通常要大得多，而且还可能远远偏离经济损失金额的真实数值。相比之下，采用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和工具，给出的数额区间不仅更小，还更贴近真实损害金额。当然，经济学家给出的往往还是一个范围，要将其变成具体数值，需要结合法官、律师及经济学家的长期专业经验最终决定。
基于现有数据和信息，2021年终审宣判的“香兰素”技术秘密侵权案判决的赔偿数额应该是在合理区间内的。该案中，原告提供了三种损害赔偿的计算方法，分别是按营业利润率、销售利润率和价格侵蚀计算。法院最终选择了按销售利润率作为计算标准。值得注意的是，原告的经济分析报告中采用了回归分析、时间序列预测等多种方法计算价格侵蚀，分析过程较为复杂，模型选择也颇有讲究。
Q3 知产财经：在赔偿数额计算上，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有统一适用于各种案件的工具、模型或算法吗？还是会根据产业和案情不同，应用不同的工具、模型或算法？
龙小宁：如果存在能简单套用于所有案件的工具、模型或算法，也就不需要经济学家了。通常而言，对于每一起案件，经济学家都要从头分析，根据案件中的具体问题、案件所涉及的产业状况，以及案件信息数据的客观条件，选择合适的经济分析工具或模型；若现有工具均不适用，还需设计新的理论和计算模型。这个过程需要大量信息和数据，耗时也可能相当长。
经济学是一门社会科学，其“社会”属性在于它的研究对象是社会问题，其“科学”属性则在于经济分析中要求使用科学方法，分析所获得结论的检验也需遵循客观标准。一般来说，国际上惯例是由具备经济学领域最终学位、也即博士学位的专家出具经济分析报告，报告结果需通过客观的统计检验标准进行验证。
准确全面的数据和相关行业背景信息（包括定性信息）对经济分析的质量至关重要，获取这些信息需要经济学家与委托方多轮沟通。委托方作为行业专家，通常比较熟悉行业和自身企业的情况，但可能不清楚手中数据的用途。此时，经济学家可凭借专业学养和经验，挖掘数据的价值，甚至为特殊案件设计新的理论模型，以准确充分提取现有数据中的信息。当然，在此期间，经济学家还需与法律团队紧密沟通，以明确法律事实和法律关系中对因果关系的认定要求等具体细节。
总而言之，在知识产权案件中撰写经济分析报告，是一项十分费时费力的研究工作。除开那些案件因果关系明确、有详细全面的财务会计数据支持的简单情况，真正需要经济学家发挥作用的核心场景包括：因果关系识别（如区分侵权行为与企业自身经营问题对经济损失的影响）、专利技术的贡献度测算，以及商标、著作权等相关因素的贡献剥离等。
Q4 知产财经：目前，适用经济分析报告的案件，大多是标的额高、影响力大的国际或涉外案件，且以专利案件为主，例如格力诉奥克斯专利侵权案、OPPO诉诺基亚标准必要专利使用费纠纷案等。这是否意味着经济分析报告更适用于专利案件？商标、著作权案件中，经济分析报告应用较少的原因是什么？
龙小宁：撰写经济分析报告耗时耗力，因此只有在案件标的额较高时，委托方才愿意投入成本去做。标准必要专利案件多涉及ICT产业，相关产品销售额大、案件标的额高，且常需通过经济分析报告来辅助谈判或和解，因此经济分析报告的应用广泛。此外，在专利案件中，委托方通常会更加注意妥善保存技术产品的相关指标数据，而在其他类型案件中，若委托方规模较小，其平日可能未注意收集相关数据，因此也难以满足经济分析的基础需求。
以商标案件为例，计算商标侵权对被侵权人经济损失的影响程度，本应是经济学家可以发挥作用的重要领域。通过因果识别和数据替代方案，经济分析可以从理论上剥离出商标的对产品销量的贡献比重，并用于计算相应损失。只是当前相当一部分企业还不清楚相关数据的潜在用途，或是认为相关数据难以获取，才导致商标案件中经济分析报告的应用仍然较少。
此外，经济分析报告还有两类应用场景：一是大批量的同类小额案件，例如涉及KTV场所的著作权商业维权案件，可通过一次经济分析，确定统一的判赔标准；二是涉及重要法律规则制定的新兴领域案件（如AI大模型所涉及的相关数据保护案），此类案件的标的额可能不大，但经济分析能为后续的规则制定提供前瞻指引，具有社会公益价值。
近年来，著作权案件中已经开始出现采用经济分析报告的趋势。像涉及游戏、长短视频等标的额大的著作权案件，侵权损失（包括流量相关损失）可通过经济分析来计算。此外，经济分析报告在不正当竞争、反垄断案件中也有广泛应用：反垄断案件中，市场界定、市场支配地位认定、社会福利损害计算等均需借助经济分析；不正当竞争案件中，也可通过经济分析验证对方行为是否破坏市场竞争秩序，是否损害消费者选择权，等等。
Q5 知产财经：对于委托方来说，想出具一份有价值的经济分析报告，其需要具备哪些条件？国内法院当前对经济分析报告的认可度如何？
龙小宁：首先，委托方需投入充足的时间和精力，以开放的态度与经济学家沟通，共同追求案件的真相，而非单纯要求得出特定数值。经济学的科学性决定了报告结果需遵循客观标准，不能按需定制。其次，委托方要尽可能收集相关数据和信息。若担心数据涉及商业秘密，可采取现场计算加公证流程等方式保障数据安全与结果真实性。
今天，越来越多法院和法官都开始采纳经济分析报告的结果。在部分案件中，法院还会鼓励双方提交经济分析报告，甚至不仅要求提交书面报告，还会请双方经济学家出庭展示结果、接受对方质证和法官提问。
一份好的经济分析报告，不仅要求运用合适的模型和算法，更要能够清晰地向法官阐释计算的底层逻辑。对于具备法律专业背景知识和丰富的审判经验，并以提高社会总福利和维护社会公正为目标的法官，只要经济学家的阐释清晰明了，法官就一定能听懂，从而得出令各方都信服的司法裁判。
Q6 知产财经：国际诉讼中，使用经济分析报告有哪些常规惯例？国内诉讼中，原告出具经济分析报告后，被告是否也必须出具？
龙小宁：国际上，多数相关案件都会伴随一份或多份经济分析报告；通常而言，双方都会出具报告，以便相互质证、充分展示案情。部分国家法院还会自行委托经济学家，对双方报告进行比较评估。
同时，也有部分经济学家建议，在案件审理前，应该首先让双方经济学家梳理共识、明确争议点，帮助法庭清晰了解双方的分歧所在。我认为，这个建议在未来的应用前景是很光明的。
当然，无论在国际上还是在国内，提交经济分析报告都不是当事双方的义务，提交与否由双方自行决定。但从维护自身权益的角度，若一方提交了对其有利的经济分析报告，另一方在时间、精力、成本允许的情况下也应考虑提交。
Q7 知产财经：出具一份经济分析报告的成本是否很高？国际和国内分别有什么样的收费模式？
龙小宁：在我国，经济学家作为案件中的专家辅助人（国外称为“专家证人”），不能按诉讼输赢或标的额比例收费，目前常见的是收费模式是按时计费。国际上也普遍运用按时计费模式，计时范围包括了解案情、分析数据、撰写修改报告以及准备和现场出庭的时间等，小时费率的水平则取决于专家辅助人的专业水平、诉讼经验、业界口碑等。
评估出具经济分析报告的成本高低，应该综合取决于诉讼标的和委托方的诉讼目的——如果标的额高，且案件复杂度高，那么投入一定的成本通常是值得的；委托方若单纯追求低成本出具报告，则可能难以达到理想的诉讼辅助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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